中国新闻周刊 再审开庭四个月后，四川“岳父杀戮女婿一家三口”案将于12月31日在四川绵阳牢狱迎来宣判。
2019年1月10日，时年32岁的邹成（假名）和其父亲邹某海、母亲杨某芬一家三人被岳父张志军刺死在了自己位于四川彭州的家中。
往后，张志军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因“主观恶性未到达必须死刑的尺度”改判死缓。在案件引发重大关注后，四川高院作出再审决议。
案里案外，这起“灭门”案都引起了普遍的讨论和争议。因在张志军的供述及其妻子的证言中泛起了“抢孩子”情节，三名被害人被以为存在过错；二审改判的主要依据——体谅书，系由张志军女儿张璐（假名）及其代表她的女儿邹某作出的；因案发时张璐与邹成未仳离，张家又被质疑有“吃绝户”的嫌疑。
就上述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约请了北京慕公状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及北京郭旭状师事务所主任郭旭作执法解答。
自首情节是否确立？
中国新闻周刊：从讯断书内容来看，被害人对矛盾激化是否负有直接责任？被害人支属并不认同“抢孩子”的说法。
刘昌松：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和被告人妻子的证言谈到被害人邹成和他的母亲有抢夺孩子的情形，即只是单方说法；邹成和他怙恃都已被害身亡，这一说法存在死无对质的情形。固然，邹成和他的怙恃是回到自己所有的衡宇，纵然有争取孩子抚育的行为，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过错，更不是重大过错，不能作为减轻被告人张志军责任的事由。
郭旭：实在从讯断书看，并没有认定被害人有“抢孩子”的行为。讯断书中说被害人的行为确有不妥，但这个不妥没有到达被害人有过错的水平。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过错，法院并没有接纳。
若是想争取孩子的抚育权应通过执法途径来解决，这可能是法院指出被害人不妥的基本缘故原由。
中国新闻周刊：张志军是否属于激情杀人？
刘昌松：激情杀人，是指在强烈的激情推动下实行的暴发性、感动性杀人行为，相对应的是预行刺人，前者的主观恶性和刑事责任相对要小一些。被告人口供称，本案的主要作案工具剔骨刀是家里剔羊骨头用的，于案发前19天购置，居然藏在衣柜里，一次未用过，案发历程只有几分钟，这把刀很快就用上了，更相符预先准备的。若这个推论确立，那就是有预谋的杀人，而不是激情犯罪。
郭旭：激情杀人的原由是被害人有过错，导致了被告人怒火上撞，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杀人。防卫性子是指，被害人的行为对于被告人的权力，人身权力和财富权力已经造成了现实的危害，被告人的行为是为了珍爱自己的正当权力。
中国新闻周刊：张志军的自首情节是否确立？
刘昌松：自首的确立条件有二，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被告人供述拿了尖刀，对邹成和他的母亲各剌2刀，对他的父亲剌1刀，三名被害人都就地不得转动了，虽然该三名被害人划分被刺为4刀、3刀和1刀，供述有些收支，但忙乱中的影象是可以有收支的，不应影响自首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自首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凭证本案恶劣严重水平，不适用从轻不违法。
值得注重的是，司法实践中虽有自首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之神经病人等可以从宽的情节，现在对恶性杀人案件更倾向于不从宽，而适用死刑立刻执行，这险些成为新的刑事政策。例如上海杀戮2名小学生的黄一川被判定为案发时患有精神盘据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被判处和执行了死刑；广西奸杀百香果女孩的杨光毅，虽有自首情节，且二审讯正法缓生效，后又通过再审程序改判为死刑。
郭旭：最高院有明文的司法注释，犯罪嫌疑人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知道他人报案了待在原地守候侦查机关到来的，在这个历程中不逃避侦查的，视为自首。具备了自首情节，说明在主观上愿意肩负责任，这是可以从轻思量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认罪态度好，执法上有划定坦率看待自己行为的可以思量从轻处置。
法院也会思量被告人是否在行使执法的划定，法官通过庭审阅卷，从被告人的行为判断其那时的心理历程。
女儿能出具体谅书吗？
中国新闻周刊：张璐及其代表女儿出具的体谅书应被接纳吗？
刘昌松：不应被接纳。张璐与丈夫邹成的伉俪情绪早已泛起严重问题，张璐与怙恃占用了邹的衡宇，还控制孩子不让邹某靠近，张曾提起仳离诉讼并想让邹净身出户后撤诉，这些都可能是这起灭门惨案的诱因。
，，江歌母亲诉刘鑫案庭审突然取消，江母称：审判长（院长）突发疾病，万分不能理解张璐虽是被害人邹成的配偶之近支属，但她更是侵犯人张志军的女儿之近支属，且在仳离历程下配偶关系处于濒临解体状态，因此她以邹成近支属身份来体谅她的杀人父亲，发生不了通常意义上“被害方体谅侵犯方”的效果。同样，她也无权代表未成年幼女来体谅杀人父亲。而且，张璐并非邹成怙恃的近支属，更无权以被害人家族的身份出具体谅书。
郭旭：体谅书的隐含意义是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法院讯断之前，被告人做了某些事，这些事取得了被害人一方的体谅，应是某些行为取得了被害人一方的体谅。在有部门人体谅，部门人没有体谅的情形下应稳重接纳体谅协议，它体现的一定是被害人一方整体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若何明白二审讯断提到的“本案并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形”，司法讯断是否会思量民意？
刘昌松：执法虽然没有明确划定“民意”是判处刑罚的思量因素，但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水平是思量因素，而案件的社会影响巨细，包罗民愤巨细，对刑罚的轻重照样有影响的，但影响不应占很大份量，由于欠好科学考察。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罗一样平常预防和特殊预防。毫无疑问，死刑能最彻底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但应受“只适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和国家慎杀、少杀政策以及严酷的程序制度包罗一审级别高、有特殊的死刑复核程序等制约。
郭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执法上是指这个罪行的结果严重，显示形式之一就是引起了民众的关注，民众以为这个行为很恶劣，给老国民心里的触动很大。执法上没有表述称刑罚以民意为基础，但民意是思量量刑轻重的一个方面，是影响量刑的情节之一，但不是主要情节。
刑罚的目的从来都是驻足于教育和拯救，通过给被告人判处刑罚，让被告人在接受刑事刷新的历程中刷新自己的主观恶性，弃恶从善，用这种头脑来取代同态复仇。
中国新闻周刊：死刑分为“死立执”和“死缓”，二者有何区别？
刘昌松：死缓不是一个自力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特殊适用方式，是贯彻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产物。
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提出了一个判断尺度，就是看犯罪人再实行“罪行极其严重”犯罪的可能性是否稀奇大。详细判断上，刑事政策的影响是异常大的，有的时期杀人案中存在自首、立功、限制责任能力神经病人等情节，判正法缓的可能性就很大，而另一个时期可能相反。
郭旭：二者的配合点是必须都到达死刑的尺度。死刑的尺度，主观上恶性极其大，客观行为上危害极其严重。死缓的区别在于不是必须立刻执行，讯断生效后两年之内若是被告人不再犯罪（稍微违法不算），那么就要改为无期徒刑，说白了就是能捡回一条命。
判正法缓思量的是，被告人主观上可能并非那么罪大恶极，另有可刷新之处。好比最近那起父亲与新女友同谋，把亲生的孩子扔下15楼的案子就判了死刑，该案主观恶性太强，已经到损失人伦的境界了。
遗产由谁继续？
中国新闻周刊：被告人女儿张璐是否还具有被害人一家的继续权?
刘昌松：虽然执法划定，杀戮被继续人的，不得继续被继续人的遗产，但本案的凶手是张璐的父亲，她作为邹成的配偶并不损失对邹成遗产的继续权。另外，张璐的女儿也有对其父邹成遗产的继续权，张璐可署理她女儿行使。
郭旭：刑法不会思量继续法，张璐并未介入杀戮行为，因此不属于“共犯”。凭证继续法，丧偶的儿媳尽了主要抚育义务的，可以拥有跟儿子同样的继续权。杀戮被继续人的损失继续权。本案中，张璐仍具有邹成的继续权，但邹成怙恃的遗产则应由他们的孙女继续。
中国新闻周刊：被害人支属称，他们介入旁听了一审，但并不知道被告人一审后上诉，对于二审历程全程不知情，流程是否合规？
刘昌松：由于立法的模糊，有的法院甚至明确告诉殒命被害人近支属，若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他们和委托的署理状师，都无权在法庭上谈话。实践中还泛起，殒命被害人近支属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哪怕对附带民事部门讯断知足也有意提起上诉，由于不上诉就失去了当事人身份，法院就可以不通知其到庭。
关于殒命被害人的近支属有权获得讯断书的划定，却是十明白确的。刑诉法划定，被害人殒命，其近支属申请领取讯断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实时提供。从这个法条可注释出，法院有义务将讯断内容尤其是讯断效果见告殒命被害人的近支属，由于你不见告，人家若何申请领取；一旦申请领取，法院是“应当”而且“实时”提供讯断书，而不是“可以”不能以的问题。
郭旭：凭证刑事诉讼法划定，法院有义务通知开庭的仅限于被告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其他的则可以通过通告的形式通知。法院通知谁开庭，一个硬性的思量是此人需介入庭审，旁听者法院无通知义务。由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由公诉人来追究的，若是被害人一方没有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就不在法院通知之列。
提起民事赔偿对于被告人的罪行认定没有影响，但可能与刑罚的轻重有因果关系。